在關注平臺公司受影響的同時，更應該關注平臺上工作的勞動者。從人社部和各省市疫情防控措施來看，由于平臺勞動者與平臺公司并未建立勞動關系，所以大部分平臺勞動者處于政策覆蓋范圍之外。在原來一些相關的研究中，我們就一再強調，對于平臺勞動者，需謹慎防范兩種風險出現，一是勞動者收入斷檔的風險；二是勞動者因病、傷殘或年紀等問題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保障風險。

這次疫情無疑放大了第一種風險。在沒有平臺訂單或訂單不足的情況下，平臺勞動者收入會銳減，甚至基本生活保障都將會出問題。為了避免讓平臺勞動者在疫情防控中或疫情結束后一段時期內陷入生活困境，政府和平臺企業都應重視他們的基本生活保障問題。

1月24日，人社部辦公廳下發了《關于妥善處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勞動關系問題的通知》，《通知》規定了受疫情影響的企業“停工停產在一個工資支付周期內的，企業應按勞動合同規定的標準支付職工工資。超過一個工資支付周期的，若職工提供了正常勞動，企業支付給職工的工資不得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職工沒有提供正常勞動的，企業應當發放生活費，生活費標準按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的辦法執行。”這項措施保證了建立了勞動關系的勞動者在延長休假、停工停車期間的工資支付與基本生活保障問題。但《通知》并未涉及靈活就業人員的基本權益與生活保障問題。

各省市、自治區也紛紛發布了相關的疫情防控措施，從金融、減稅、減租金、延遲繳納社保等方面支持中小型企業共渡難關，同時也對維護勞動關系穩定，特別是延長休假和停工停產期間勞動者的工資支付做出了規定。以上海市為例，上海市人社局在1月27日發布了《關于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實施人力資源社會保障支持保障措施的通知》，《通知》規定：“企業因受疫情影響要求職工推遲復工，在一個工資支付周期內的，應按勞動合同規定的標準支付職工工資；超過一個工資支付周期的，支付的工資不得低于最低工資標準。”

從人社部和各省市人社部門發布的疫情防控措施來看，維護勞動關系穩定和保護勞動者基本權益的對象都是建立了勞動關系下的勞動者，政策并沒有覆蓋到靈活就業人員。對于像快遞員、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互聯網平臺上的勞動者，他們在疫情防控期間的勞動收入、安全防護以及基本生活保障都缺乏相應的規定。

平臺企業在疫情發生之后，也快速參與疫情的防控當中，積極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美團于1月22日成立了疫情防控小組，并于2月3日宣布啟動七項政策幫扶商家。滴滴1月21日發布關于疫情的應急響應措施；1月29日倡議全國網約車全力配合疫情防控；2月1日發布公告，公布推動全國范圍內車租延租方案等三項措施。但從這些平臺企業公布的防控措施來看，對于平臺勞動者在疫情防控期間的基本生活保障問題都未涉及。

疫情防控對餐飲、住宿、交通出行、娛樂、旅游等生活服務業將產生最直接也是最強烈的影響，商戶沒有業務，平臺也沒有業務。一旦平臺上沒有業務，平臺上的勞動者也沒有了訂單。對于“干一單拿一單錢”的勞動者來說，沒有訂單就等于沒有了收入來源。時間一長，收入斷檔的問題就暴露出來了。按照往年的業務發展趨勢，滴滴在春節期間正是打車高峰期，而美團在每年2月中旬開始，業務也會逐漸上升。如果疫情一直延續到3月份，這兩個平臺上的勞動者都有可能會遇到收入斷檔的問題。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從2003年的“非典”可以看出，疫情之后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來提振消費，在消費不足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平臺勞動者仍然面臨著訂單不足和收入下降的問題。所以平臺企業除了積極開展疫情防控措施之外，還應考慮疫情恢復期間勞動者的收入保障問題。

政府對平臺經濟和平臺用工一直抱著“包容審慎”和“讓子彈再飛一會”的態度，但如何保證子彈能夠持續飛下去？子彈一旦飛行過程中碰到障礙物，就會發生巨大的破壞或摧毀。這次疫情就把平臺勞動者收入斷檔的風險暴露無疑，更準確說是提前集中爆發出來了。這次是因為公共衛生事件導致的普遍收入斷檔，以后還會存在大量因勞動者個人原因帶來的收入斷檔問題，比如因疾病、工傷、家庭、城市治理、行業發展以及平臺自身等問題，都有可能帶來這種風險。

原來我們總以為市場機制能解決問題，但是勞動者權益保護和基本生活保障從來就不是靠市場機制來解決的。所以借此疫情暴露出來的問題，除了建立短期應對疫情的措施之外，建立長效機制才能夠有效防范收入斷檔的風險。基于此，我們建議：

第一，轉變政府觀念，擴大勞動權益保護范圍。

疫情爆發后，人社部和各省市快速發布相關疫情防控政策和具體措施，為企業用工給出了非常強的指導性意見。但是，政策仍然延續了傳統的觀念和做法，政策覆蓋面僅局限于建立了勞動關系的勞動者和用人單位。隨著平臺經濟的發展，未來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勞動者被排除在政策保護之外。轉變傳統觀念，擴大勞動權益保護范圍，我們認為這是疫情防控期間和未來政策制定中需要考慮的首要問題。

第二，改革現有社會保障政策，亟需探索失業保險的新模式與新政策。

原來我們總以為建立平臺勞動者的養老、醫療和工傷保險政策，是健康發展平臺經濟的當務之急。通過疫情暴露出來的問題可以看出，防范平臺勞動者收入斷檔風險和保障基本生活的政策同樣重要。探索和建立失業保險的新模式，我們認為是一條有效防范收入斷檔風險的較好途徑。但目前平臺勞動者失業保險的問題，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第三，社團組織在勞動者基本生活保障方面應發揮積極作用。

全國總工會在2018年3月就下發了《推進貨車司機等群體入會工作方案》，推動貨車司機、快遞員、護工護理員、家政服務員、商場信息員、網約送餐員、房產中介員以及保安員等八大群體入會。但是，兩年的時間過去了，工會不能一建了之，應在保障勞動者基本權益和基本生活等方面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對于收入斷檔的平臺勞動者，工會組織應設立專項資金給予一定的生活補助，以防這些勞動者陷入生活困境。

第四，平臺企業應積極參與勞動權益保障政策的制定，積極承擔平臺的責任。

此次疫情使平臺企業遭遇到了巨大損失，但疫情也給平臺企業提出了警示。平臺企業采用靈活用工的方式，不僅要提供就業和獲得收入的機會，更應保障平臺勞動者的基本合法權益，特別是對平臺上全職的勞動者，更應保障他們在收入斷檔情況下的基本生活問題。疫情結束后，將進入一個消費領域緩慢恢復時期，在此期間，平臺公司應加大保護力度，在訂單不足的情況下，通過讓利的方式確保平臺勞動者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目前涉及平臺用工的政策仍都處于初步階段，所以也建議平臺企業積極參與政策的制定，不回避現實中勞動者權益保護的問題，勞資雙贏才能確保平臺商業模式的健康發展。

在疫情面前，缺乏基本勞動權益保障的平臺勞動者是相對脆弱的。所以我們呼吁政府和平臺企業不管是短期應對措施，還是長效機制，都應更加重視這部分群體的基本生活保障問題。